近日，專車服務究竟是合法經營還是屬于“黑車”一事在很多城市鬧得沸沸揚揚，沈陽甚至出現了出租司機為抗議滴滴專車下調起步價而集體罷工的事件。專車服務的本質是什么，其和傳統出租之間的矛盾折射了什么經濟現象，政府應該如何調整相應政策？本文試做簡要分析。

　　專車是近年剛剛興起的一項租車業務，名字聽起來頗有“專屬用車”的派頭，但從本質上仍然是載客盈利的“非正規”出租車。但為何要被稱作“商務專車”呢？表面原因是它們通常比出租車的規格更高，因而價格貴15%-20%；和普通出租相比，乘客可以通過手機上的移動應用軟件提前預約叫車，并自主選擇車型檔次高低，指定上車地點和下車地點，預先得知打車費用等等；有些服務周到的專車還會為乘客提供瓶裝礦泉水、手機充電器等。但事實上，這些都并不改變專車服務的出租車本質——— 專車服務不稱自己為出租車的更深層原因是意圖繞過政府對出租車行業的各種管制。

　　討論專車服務的利弊前，我們必須先討論下出租車行業為什么需要政府的監管。政府對出租車進行監管是全球普遍現象，并非只存在于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傳統出租車服務中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給出租車司機提供了欺詐的機會。尤其在機場和車站等地，很多打車人來自外地，對本地路況交通一無所知。而且出租車生意往往是一錘子買賣，能坑一個算一個，司機有很強的宰客動機。為避免這種情況，世界各地常見的做法就是由政府對出租車行業進行統一登記管理，要求出租車內必須懸掛司機信息以及投訴電話，方便乘客對宰客司機進行投訴。

　　但這種通過政府管理出租車市場的制度也存在一些缺點。首先，政府的管理部門往往有動機限制出租車行業準入，從而保護自己管理公司的壟斷利益。比如北京常住人口在過去13年增長了55%，但出租車數量卻僅增加了0.04%。同樣問題也存在于其他主要城市，造成很多城市高峰時間打車難的問題。此外，出租車管理部門還會利用手中權力對潛在競爭對手進行打壓。比如中國甚至把“拼車”也定義成非法營運，這種行為顯然超出了政府管理出租車市場是為解決信息不對稱的范圍。相比之下，美國不僅不限制拼車，還為了緩解交通擁擠和污染問題，積極鼓勵拼車，比如很多城市都設置了專門給兩人或兩人以上乘坐汽車的專用快速通道，為大家提供額外的拼車動機。除此之外，壟斷和政府對出租車的價格管制也往往造成部分出租車司機服務態度欠佳，拒載現象在很多城市屢見不鮮。一些政府對當地出租車市場只負責收管理費，卻疏于在服務方面進行真正的管理。

　　隨著近年智能手機和打車軟件的出現，通過政府監督這種方式解決打車人和司機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已經變得過時。移動互聯網帶來的技術革命可以通過全球定位技術和可視化數據收集整理，讓司機和乘客對行車路線、租車費用在事前就完成，因此不給司機宰客的機會。同時提供租車平臺的私人公司作為中間機構，監督每次交易的順利和公平進行。乘客坐車后，不必付錢給司機，而是付給交易平臺，交易平臺確認乘客滿意后，再把資金轉給司機。另外，乘客事后可以在網上對司機的服務評分，評分差的司機會逐漸被市場淘汰，從而保證專車服務的質量。這種經營模式不僅修正了原來信息不對稱的局面，也把租車服務放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上，通過滴滴專車、易到用車、一號專車等多家公司的競爭提高服務質量，最大化消費者利益。

　　從本質上講，打車軟件為租車的買賣雙方提供了一個交換信息的交易平臺，降低了雙方的交易成本，也避免了交易中的欺詐行為。這種模式和我們非常熟悉的淘寶等業務并沒有什么本質不同，是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為方便人們日常生活的另一項創新性產品。此外，專車服務還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服務產品選擇，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在目前，使用“商務專車”的用戶多集中于商務白領，例如：代公司接客戶而公司自有車輛有限時；高收入者希望享受比普通出租車更好的車型和更高的服務質量時；對時間規劃嚴密，不想浪費時間等待出租車的商務人士等等。這些人的時間成本更高，因此愿意支付高于普通出租車的價格享受更好的產品和服務。

　　過去由于出租車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市場“看不見的手”無法正常運轉，因此為政府“看得見的手”提供了一席之地。但隨著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革命性突破，市場已經找到了自我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更好方法。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再按照過去模式橫加干涉只能降低經濟效率，損害消費者權益。

　　遺憾的是許多城市的交通監管機構叫停了專車服務，并把專車定位成“黑車”，明令禁止私家車掛靠租賃公司運營和商務租車公司提供類似出租車服務。專車服務的出現打破了出租車市場原有的平衡，損害了現存出租車公司、司機和政府監管部門的利益，因此必然會受到一些抵制。同樣在歐洲不少國家，打車軟件和專車服務也受到不少當地出租車公司和司機的抵制。但我們需要清醒意識到，專車服務是在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技術革命下產生的新的運營模式。和原來的模式相比，這種模式更有效率，更有利于消費者，代表了未來生產力的進步方向。

　　但專車服務的出現也并不代表政府管理就完全多余了，只是管理形式需要隨著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的出現而隨之調整。和出租車公司相比，打車平臺和專車司機間的關系更松散，可能造成更難約束專車司機行為的問題。比如去年全球著名打車平臺Uber在印度新德里的簽約司機多次性侵女乘客而引起軒然大波。政府管理部門可以督促這些平臺切實做好對簽約司機的背景調查，并及時處理乘客投訴，淘汰不合格司機，幫助乘客維護權益。

　　總之，隨著新的科技和商業模式的出現，政府對出租車市場舊的管理方式已經落伍。在如何處理“專車服務”的問題上，政府應更多把“簡政放權”激發經濟活力的承諾落實到實際行動，順應技術革命和生產力發展方向，而不是為保護暫時的局部利益而對“專車服務”圍追堵截。

　　王健(經濟學博士，美聯儲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兼政策顧問)，王璐(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與任職單位無關

來源：南方都市報